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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4月12日电 综合报道,近些天,疑似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让叙利亚紧张局势骤然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警告称,坚持支持叙利亚的俄罗斯必须准备好应对“即将到来的导弹”。但俄罗斯外交部指,叙化武袭击是西方国家幕后所为,并质疑美国试图消灭证据,美俄两国或首次因叙利亚问题而发生“正面冲突”。

美警告将发射导弹 俄质疑美国“消灭证据”

据报道,特朗普11日在社交网站发推文说:“俄罗斯誓言要击落任何及所有射向叙利亚的导弹。俄罗斯,请做好准备,因为它们即将到来,又好又新又‘聪明’!”不到一小时,他又再次发文说:“我们和俄罗斯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包括冷战时期。”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诺娃在回应特朗普的第一个推文时表示,“聪明的导弹应该飞向恐怖分子,而不是合法的政府。”

此前,俄罗斯称叙利亚杜马镇的化武袭击是西方国家为了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而策划的“挑衅行为”。扎哈诺娃说:“这是不是为了迅速消灭挑衅的痕迹……(让)国际调查人员找不到任何证据?”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也表示,希望涉及叙利亚局势的各方避免做出任何会导致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的举动,并强调俄罗斯强烈反对美国对叙利亚发动袭击。叙利亚外交部则表示,美国利用“捏造的故事和谎言”为借口针对叙利亚。

根据此前报道,美国“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12日将开赴地中海。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就对叙军事行动争取其他盟友的支持。与此同时,俄罗斯已将部队部署到叙利亚东古塔杜马镇。俄军方表示,现在杜马情况“完全稳定”。

俄叙否认发生毒气袭击 世卫给出不同说法

在叙利亚传出化武攻击后,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但没有通过任何决议草案。俄罗斯和美国各自提出对叙疑似化武袭击事件展开国际调查的决议草案,但俄罗斯否决了美国提交的决议草案,而俄罗斯提交的两份决议草案未能得到至少九票的支持,也未获得通过。

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都否认杜马镇遭毒气袭击,但世界卫生组织11日表示,杜马镇有43人在这起袭击事件中死亡,超过500人接受治疗,他们都出现“和暴露于高毒性化学品相一致的症状”。

该组织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副总干事萨拉马发表声明说:“世卫组织要求立刻不受阻碍地进入该地区为受影响的人提供护理,评估健康影响及提供全面的公共卫生援助。”

特朗普取消拉美行程 应对叙“化武”问题

美国白宫10日宣布,特朗普已取消原定出访拉美的行程,以专注应对叙利亚化武问题。

同天,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宣布将派遣调查组赶赴叙利亚杜马镇,对疑似化武袭击进行调查,并已要求叙利亚提供必要协助。该组织表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确认是否真的发生化武攻击事件,但不会将矛头指向任何一方。

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期待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合作,“以揭露某些西方国家为其侵略意图正名的指控背后的真相”。

据欧洲消息人士说,欧洲各国政府都在等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结果,以获得更可靠的法证。在调查结果出炉前,美国及其盟友应该会暂时搁置任何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原标题:如果“脸书泄密”发生在中国,会违反什么规定?| 新京报专栏

按照隐私法律逻辑,平台采集和使用用户隐私既要符合法律界限,又要事先告知用户并征求许可。网络隐私就像一把双刃剑,法律需要保证的就是剑柄应该握在用户自己手里。

▲图/新京报网▲图/新京报网

文 | 朱巍

最近,脸书(facebook)公司涉嫌滥用用户数据事件引发全世界对网络隐私的恐慌情绪。3月中旬,脸书承认,曾在2016年帮助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违规获得了5000万脸书用户的信息。

与此同时,3月26日,百度CEO李彦宏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关于“中国人很多情况下愿意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效率”的言论也引发广泛争议。

对隐私问题,我国有多层立法模式

那么,用户在大数据时代中的隐私权界限到底是什么?这就必须从网络时代隐私权的法律逻辑谈起。

民事法律层面的隐私权作为一种具体人格权,在性质上属于绝对权和对世权。换句话说,就是除了权利人本人以外的所有主体,包括但不限于网站、其他网民、第三人等都是这种权利的义务主体。同时,隐私权作为民事权利也可以由权利人自己进行处分,比如,在网上公开自己的信息,授权给依法成立的征信公司获取数据,还包括与平台签订协议,为了自己的利益让与一定权利内容等方面。

▲图/新京报网▲图/新京报网

从网络实践看,网络隐私的范围很大,既包括用户的身份信息,也包括网络行为产生的数据。网络身份信息涵盖用户实名身份信息、注册信息和虚拟地址信息等足以精准到个人信息的数据,在法律性质上仍属于传统隐私权涵盖范围。至于网络行为产生的数据信息,因直接或间接都无法精确到自然人,所以法律性质更像是知识产权。所以,以网络实践为基础,在立法上,我国对隐私出现了多层立法模式。

一是,严格保护传统隐私权——用户个人信息,我国以扩张解释的系列刑法修正案构建起隐私保护的最严厉底线。

二是,区分个人信息与大数据之间的关系,《网络安全法》第76条明确了法律所保护的个人信息范围,即“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换句话说,除此之外的数据信息则属于大数据性质,不在隐私权保护体系范围之内。我国《民法总则》在三审稿中,曾将数据信息权明确列为知识产权客体,后因数据信息与隐私权关系尚未得到立法明确界定,出台时删除了这一款,以待即将出台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再做最后定论。

三是,明确个人数据控制权。从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开始,到《网络安全法》,再到《侵权责任法》及其司法解释,都分别将用户数据控制权作为人格权的重要基础性权利。特别是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启的“一法一决定”执法检查中,重申了用户对自己数据的控制权,明确将账号删除权也作为执法重点,可见,最高立法机关对个人数据控制权的重视程度。

多层立法模式是为适应新经济发展

从立法现状的角度看,网络隐私保护的法律逻辑在于三点。

首先,身份信息等敏感信息是法律保护最高等级,任何人触犯都将受到刑事法律最严格的处罚;其次,对大数据等不可识别的隐私信息更像是知识产权,按照商业规则和惯例,以“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基本原则进行处理;最后,强化用户对自己数据的知情权、控制权和处分权,确保数据权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多层级的网络隐私法律逻辑,主要是为了适应网络大数据经济发展需要。大数据的来源与它的商业价值一样广泛,其中用户数据是各个平台最重要的数据源之一。用户网络行为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决定着商业使用与隐私权之间的微妙关系。

网络平台采集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商业使用的合法前提至少有三个:一是未经用户允许不得采集、使用和处分具有可识别性的身份信息;二是即便在征求用户同意之后,也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或约定过度化使用,整个过程必须遵循“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基本原则;三是平台在技术上和制度上,要确保用户充分享有对自己数据的知情权、退出权和控制权。

脸书违规获取数据侵犯公众隐私权

按照这种法律逻辑,假如“脸书”事件发生在中国,会违反什么规定,又该担何责?我们可以对该事件的几个重要行为进行分析。

第一个行为,涉事机构——剑桥分析委托脸书进行数据调查,其目的在于预测大选结果,而脸书却以“性格测试”为幌子,让27万用户在不知情的前提下提交了自己身份信息和社交信息。

▲图/新京报网▲图/新京报网

第二个行为,脸书通过27万参与用户为渠道,获取了他们超过5000万的社交好友资料,并转交给委托方。

第一个行为违法的根本原因在于,脸书对用户进行了诱导欺诈,获取他们个人信息目的不在于性格测试研究,而在于政治选举预测。这就直接导致用户授权属于“伪授权”,换句话说,脸书违法获取用户个人信息数据并以商业模式转让给第三方。

第二个行为违法之处更为明显,参与测试的只有27万用户,而脸书获取的个人信息却超过5000万个。也即,绝大多数用户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个人信息被脸书伙同其他“好友”非法转让给第三人,这是典型的侵害个人信息犯罪的范畴。

按照隐私法律逻辑换个角度,假设脸书从最开始就明确告知用户参加的项目是什么,所搜集、处分的信息类型、用途、期限等明确告知用户,经用户同意后再行处理的话,这个事件的性质就会大不一样。

企业获取数据前提是用户知情

而李彦宏关于“隐私换便利”的言论,之所以引发网友反弹,则在于大多数时候,他们是不得不让渡自身某些隐私来换取便利、安全或效率。

按照上文的法律逻辑,平台采集和使用用户隐私既要符合法律界限,又要事先告知用户并征求许可。如果用户知情并“愿意”这样做,用隐私利益换取安全、效率和便利,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我们使用车载导航系统,用导航前提是平台知道我们的具体位置隐私,一旦车辆发生碰撞等意外,有的互联驾驶系统会自动报警或通知家人。而家人的电话号码或车辆突发事件都属于隐私,为了用户安全考虑,在事先征求用户同意的基础上,用“隐私有条件地换便利”也未尝不可。

但是,同时,平台利用用户隐私需要基于用户利益和遵循用户协议。互联网免费经济时代中,网民免费使用绝大部分网络服务的基础,在于平台可以通过精准广告等大数据模式获取商业利益。在用户许可的情况下,让渡隐私权中安宁权的一部分,通过接收广告等方式支付网络服务的“对价”,让免费使用服务的用户也变成消费者,受到更好的法律地位,这就是互联网经济的实践现状。

当然,我们强调隐私保护,也不是去否认网络的商业逻辑,而是必须遵循隐私的法律逻辑。网络隐私就像一把双刃剑,法律需保证的是剑柄应该握在用户自己手里。

出品 | 新浪科技《科学大家》

撰文 | 朱廷劭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研究员

2018年3月17日当地时间,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观察者报(英国卫报的周日版)共同发布了深度报道,” The Cambridge Analytica Files”,称Facebook上超过5000万用户信息数据被一家名为Cambridge Analytica(剑桥分析)的公司不当获取,用于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对目标受众进行精准信息投放,可能影响到大选结果。这篇报道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并不断发酵至今,也引起人们对社交网络数据隐私保护的热切关注。

事情起因于剑桥大学的心理学讲师Aleksandr Kogan通过一款用于科研的Facebook应用(thisisyourdigitallife)收集了约27万用户的数据记录,并通过好友关系抓取了共5000万名Facebook用户数据。Facebook宣称Kogan后来将这些数据转手卖给了第三方,其中就包括剑桥分析公司。剑桥分析通过对Facebook数据挖掘获取选民的心理特点,进而有针对性地为特朗普投放竞选广告,由此辅助特朗普赢得2016美国大选,从而名声大噪。事件曝光后在媒体和网络上持续发酵,报道中遭到个人数据泄露的用户数量在不断放大,甚至有媒体宣称挖到了“通俄”线索,Facebook股价也随之大跌,一时众说纷纭,好不热闹。

在热闹与震惊背后,这一事件触及了在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大数据时代,用户数据应该被如何使用的一些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在近年来社交网络心理学研究中被不断提及,在学术界也已有若干讨论与共识。巧合的是,这次事件的起源恰恰有可能与对科研伦理的违背有关。下面我们来逐一分析。

网络上没有留下个人关键信息,隐私还可能泄露吗?

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们对于网络信息的安全性愈加关注,不会轻易把个人的关键信息放在网上。但纵然如此,隐私真的就万无一失了吗?2006年6月,Pass等人在香港举办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发表了”A Picture of Search”的论文,并将文中使用的美国在线2006年3月1号到5月31号的搜索日志公开,包括1900万次搜索、1080多万搜索词以及65万余匿名化处理后的用户ID。虽然这些数据中已经将用户信息删除,但是有的搜索本身就含有个人隐私性质。一些搜索记录可能与特定的人能够相联系,纵然用户ID已经被匿名化处理,但是从某个用户ID所做的一系列搜索,仍然有可能找到这个用户的真实身份。纽约时报记者根据搜索数据轻易地找到一位62岁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证实那些列出的搜索关键词确实是她的。事后,这个研究小组被解散,并最终导致AOL首席技术官引咎辞职。个人隐私的泄露除了自己主动放到网上被他人不当获取之外,通过对网络留痕的分析,也可以对一些比较隐私的个人关键信息(如年龄性别等)进行有效推断。

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的一举一动,都是性格特点与内心状态等心理特征的某种反映。个人往往不需要在社交网络上直接写下“我是××性格的人”,只要对社交网络的日常使用积累到一定数量,科学家就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其在社交网络上日常展示的信息自动计算出心理特征,目前在Facebook/Twitter以及微博上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这种个人心理特征自动获取的可行性。如果我们在社交网络上展示的内容足够丰富,对我们心理特征的计算可以做到很准确,甚至能超过家人对我们的了解程度。这些心理特征可能对许多应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可以根据用户的心理特征来推荐他感兴趣的内容,带来更佳的用户体验;又比如可以根据这些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提高宣传的效果,而这正是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据称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中所做的事情。

运用类似的方法,通过社交网络行为数据还有可能识别出个体的性取向、政治倾向、价值观等通常意义上更“敏感”的个人信息。而在其他一些只反映某种特定行为的数据集上,如利用匿名之后的信用卡刷卡的地点记录,用户的身份更是很容易被定位。因此,只隐去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关键信息,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配合下,可能我们的隐私反而会以一种更深刻的形式泄露出去。

当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算出上述个人特征的前提,是掌握了此人足够多的数据。如果此人在社交网络上留下的有效行为数据不够多,那再厉害的算法也无能为力。而且,我们可以在社交网络平台上为自己所展示的内容设定不同的私密等级,比如把有些内容设置为只有好友可见,这样一来,如果没有我们的授权,陌生人就不能获得这些数据。因此通常而言,在社交网络上获得大量用户的、足够准确计算其中每个人心理特征的数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社交网络App被允许收集用户数据,理应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社交网络上的第三方App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需要用户授权,授权App服务的提供者(比如本次事件中的Kogan团队)获取用户在社交网络上发表的各种数据。如果用户想要使用这项App服务,那就必须对其授权。事实上,所有社交网络平台都允许这样的App存在,并提供相应的开发接口,因为只有如此,社交网络才能具有丰富多彩的功能和不断提升的用户体验。通常App访问用户数据的目的,是为实现和提升其服务功能,例如我们想让App推荐附近的餐馆,自然要允许它访问我们的位置信息。不只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电商、网络媒体等各种网络平台功能与体验的提升,都依赖于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分析。换句话说,网络用户允许自己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被分析和利用,也是享受到更多、更好服务的必然前提。

同时,社交网络中积累的海量用户行为数据,是科学研究的资源宝库。合理分析利用这些数据,能够获得大量关于人类行为与心理的新知,不仅能有力促进心理学、社会学等基础学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更能为解决诸如心理健康、自杀等实际挑战带来新的曙光。社交网络行为数据由大众自发产生,也应当被用于旨在增进大众福利的探索与实践。

怎样利用这些数据才是可以接受的?

在Facebook事件曝光之后,不仅公众反应强烈,互联网巨头们也纷纷表态强调对用户隐私的保护,表达了“隐私是基本人权”、“数据是个人资产”、“保护信息安全是公司责任”等原则性观点;同时,他们也指出了让数据得到合理利用而不被浪费的重要性。那么,怎样利用这些数据才是可以接受的?就操作层面而言,关键是保障用户对数据被使用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Facebook事件之所以成为公众无法接受的丑闻,核心在于公众对自己的数据用于干预选举并不知情,更谈不上同意。从目前的公开报道来看, Kogan团队和Facebook公司对这一局面的形成可能都负有一定责任:如果Aleksandr Kogan对其App用户声称数据收集只用于科研目的,由此获得了用户授权,但之后却把数据或分析结果卖给了第三方,则这一行为明显违背了科研伦理;如果Facebook在明确得知以科研名义获取的数据被挪作他用之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则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更重要的是,据报道2015年之前Facebook在App权限的管理规则上存在漏洞,造成Kogan的App在只有27万用户授权的情况下能够获取约5千万用户的数据,这种数据量上的扩增是导致“一个App可能影响大选”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从人工智能技术最早在科研中被用于分析社交网络数据的那一刻起,学术界就已经开始了对相关伦理标准的探讨,并已达成了基本共识:基于社交网络的行为心理研究同样应当遵守人类被试研究的一般伦理原则,使用需要用户授权的数据必须征得用户的知情同意,并严格按照经由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的程序进行,尤其不能将研究数据用于伦理委员会批准范围之外的目的(如转卖给第三方)。即便是使用不需用户授权的公开网络数据,在用于科研时也应同时满足以下四项标准:

(1)用户对数据公开是知情的;

(2)数据收集后应匿名处理;

(3)研究中不存在与用户的互动和沟通;

(4)在公开发表物中不得出现能够识别用户个人身份的信息。

上述伦理原则对网络行为数据在非学术领域的使用也具有借鉴意义。无论我们以何种名义,都应该确保用户对自己数据被使用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任何形式的越厨代庖都是对用户的不尊重,最终也必然被用户所抛弃。

怎样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社交网络满足了人们的诸多需求,它的普及乃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更是人类技术与产业进步的希望所在。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因噎废食,因存在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而废止社交网络、禁止对社交网络数据的分析和利用。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用制度和规则来规范对网络平台用户数据的使用,使之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之内有序运行,这样才能避免类似丑闻再次发生,保证网络行为数据这一由大众产生出的宝藏最终服务于增进大众的福祉、促进人类进步。

对基于社交网络的科学研究应当予以鼓励,但必须与其他传统研究领域一样,在严格的科研伦理标准和有效的违规惩戒机制下运行。研究人员要谨遵知情同意原则和隐私保护原则,在从数据到成果的整个流程中都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用户的利益受到侵害。如果研究项目有商业机构的参与,尤其需要谨慎处理。

为保障普通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得以充分落实,一方面网络平台须在功能上充分满足用户知情同意的要求,如在用户授权之前提供充足的说明,提供方便的隐私设定选项等,尤其要在数据管理规则上与用户授权的等级严格匹配;另一方面也应对普通网络用户进行必要的知识普及。当用户在社交网络上展示自我、享受关注与互动的同时,应当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数据根据自身设定的私密等级,处于不同程度的暴露状态,并将基于自己的授权而为社交网络平台和各种第三方所分析和利用。

相信随着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的真相逐步厘清,不管是对科研伦理的违反还是数据安全管理的疏漏,终将有着明确的责任认定和惩戒方案。而在这个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如何让人工智能更好地造福于人,而不是带来烦恼甚至危险,这依然需要紧随技术发展的脚步,不断开展持续深入地讨论,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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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空间飞行器——

空天一体战的“利器”

2017年10月,我国自主研制的“旅行者”3号飞行器成功携带活体乌龟进入临近空间,开展实验任务和进行关键技术验证。这是全球首次由浮空器携带活体动物进入临近空间停留,标志着我国临近空间飞行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对抗空间不再局限于陆地、海洋、低空,临近空间也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一个新战场,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临近空间飞行器作为连接空天战场的有效纽带,将在未来空天一体联合作战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高度重视,其发展应用也将对未来作战样式产生重要影响。

上可制天、制空,下可制地、制海——

飘浮在飞行禁区的“悬顶之剑”

一般来讲,常规的航空器飞行高度为距离地面20km以下,航天器运行的空间则距地面100km以上,而距地面20km到100km之间的这段区域,则被称为临近空间。

临近空间包含平流层、中间层和部分增温层,是航空和航天空间之间的过渡区域,除了火箭偶尔穿越以外,那里是人类尚未开发的一片空白空间。

正是因为临近空间所处的独特环境,使得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段区域的云雨天气少见,温度几乎不变,十分适合飞行器平稳飞行。在这里,临近空间飞行器既可以避免绝大部分地面攻击,同时也能够有效实施对地攻击和对航天器的打击,是进行空中军事活动的理想区域,发展潜力极大。

根据飞行速度的不同,临近空间飞行器包括高动态临近空间飞行器和低动态临近空间飞行器。美国国防部与国家航空航天局共同研制的X-30飞行器就是典型的高动态临近空间飞行器,飞行速度快、机动性好,对指令反应灵敏。

低动态临近空间飞行器工作时间长,在空间驻留周期长,而且载荷量大,可作为空间站和空间实验平台。据报道,美国计划在30km的高空,打造一个由多个飞艇组成的永久性高空漂浮平台,用作太空飞船的高空中转站和补给站。

随着新型战略武器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临近空间飞行器的战略价值受到各国的青睐,不少西方国家已经将其列入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建设中。近年来,美国在临近空间飞行器技术领域持续发力,美国国防部《2005-2030年无人机系统路线图》中将临近空间飞行器列入无人机武器系统的范畴,俄罗斯、英国、以色列等国也在此领域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

覆盖广、成本低,自持时间长、反应时间短——

集“百家之长”于一身

临近空间飞行器为何能够成为各国竞相发展的“新宠”?原因在于其弥补了飞机和卫星工作范围之间存在的广阔真空地带,在执行战略战术任务时,具有传统飞行器无法比拟的优势。

临近空间飞行器一般部署在任务区上空30km的区域,视野的覆盖面积要大于传统的侦察机。同时,信号不会受到电离层的干扰,能够轻松获取到高分辨率和大覆盖区的侦察视图。美国在“探测器和结构一体化”项目中,就提出了高空监视间谍飞艇计划,目标是研制在20km以上高度飞行的监视飞艇,能在任何军事活动区的高空开展侦察活动。

在快节奏的现代战争中,临近空间飞行器可以根据作战需求进行部署和调整机动,能随时应急升空,快速高效部署。同时,临近空间飞行器的飞行条件稳定,信息传输的延时很小,有利于快速及时地传递信息。

临近空间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气流平稳,环境稳定,这使得大多数临近空间飞行器能够借助风力、大气浮力、太阳能等自然能源,长时间飘浮在任务区的上空,从而降低能耗。由法国提出的斯特拉赛特稳定式无人飞艇载荷能力达1000kg,能在临近空间连续执行长达5年的监视任务。

执行长达数年的任务,临近空间飞行器为何能一直保持完好?一方面,临近空间飞行器的外形都比较光滑,雷达和红外特征都不明显,所以很难被探测锁定;另一方面,当前的作战飞机和地对空导弹几乎无法抵达临近空间,不能对其构成威胁,因此临近空间飞行器能够长时间安全稳定地运行。

侦察监视、通信中继,空间对抗、物资补给——

无可比拟的军事价值

临近空间飞行器的出现不仅实现了空天领域的连接,还为防空反导作战提供了新的思路,如果搭载武器平台,将实现全球范围的快速打击,大大加快战争节奏。

在信息化战争中,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对战场态势的动态监视显得尤为必要。飞行器搭载先进雷达,可以构成临近空间监测平台,实现全天时、全天候的监测。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计划推出的SR-72高超声速飞行器,该飞行器担负着情报收集、侦察监视和对敌攻击等任务,预计将在2023年实现首飞,2030年投入使用。

未来战争中,夺取制信息权越来越关键,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保证稳定安全的通信对掌握战争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军用通信信号易受干扰的问题一直影响着军队作战能力生成和发挥,而采用临近空间飞行器搭载通信设备构建的通信平台,不仅能够长时间持续工作,实现超视距通信能力,还能提供比卫星导航通信强度更大、保密性更好的信号。

此外,临近空间飞行器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进行空间对抗和打击。将飞行器扩展成为对抗干扰平台,可以实施压制干扰和欺骗干扰,形成强大的电子对抗优势。如果将飞行器作为武器平台,则可以在大覆盖区域对目标实施随时随地的打击。比如X-37B轨道测试飞行器便集多种功能于一身,既能在大气层内超音速飞行,又能进入轨道运行,具有其他航空、航天器无法比拟的优势。

原标题:江西男子微信群转国外恐怖分子杀人质视频,被拘十天罚三千

随着微信的普及应用,越来越多人通过微信了解和掌握信息,很多网民在微信上看到信息后,会习惯性的随手转发给亲朋好友们阅览。近日,江西一男子在微信群发了一个视频后,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三千元,怎么回事?

3月15日,赣州市大余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接群众举报,网民“赣B**”在微信群“江西**资源交流中心”发布了一段国外血腥暴力视频。经查信息发布者目前在大余县南安镇活动。大余网安立即会同有关部门找到该网民,并依法将其传唤至办案中心接受调查。

经查,网民“赣B**”,真实身份为肖某毅(男,24岁,章贡区蟠龙镇人)。肖某毅在翻看微信时,看到微信群里有一段时长3分59秒,内容为国外某恐怖分子杀害人质的视频,觉得非常刺激,便顺手转发到了另外一个微信群“江西某资源交流中心”(群成员175人)。

本文图均为 江南都市报微信公众号 图本文图均为 江南都市报微信公众号 图

殊不知,肖某毅转发上述宣扬恐怖主义的暴恐音视频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八十条第二款之规定。

“暴恐音视频” 是什么“暴恐音视频” 是什么

“暴恐音视频”是“暴力恐怖音视频”的简称,是指以声音、图像或者声音与图像组合之形式再现暴力恐怖与宗教极端等内容的录音带、录像带或者其他存储载体。

普法小课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八十条规定:

参与下列活动之一,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的;

(二)制作、传播、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的;

(三)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服饰、标志的;

(四)为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实施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活动提供信息、资金、物资、劳务、技术、场所等支持、协助、便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规定:

以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或者通过讲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二十条第六款规定:

“明知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来源:江南都市报微信公众号